从清朝至明末四川动荡，民间一直流传着张献忠屠四川八大王剿四川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描绘张献忠和他的军队以杀人为乐，占领成都后派兵四处屠戮，将四川百姓、文人几乎灭绝。由此才有了清初长达百余年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。 张献忠，字秉吾，号敬轩，出生于陕北肤施县（今延安）柳树涧，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九月初十。他自幼家境贫寒，读书有限，成年后曾在官府做捕快，后被革职，不得已投身军营当边兵。军营中，他因受人欺侮而行凶，几乎被判死刑。因曾立战功，才被免死，遭受百军棍，并被囚入狱。出狱后无依无靠，他投身王嘉胤的造反部队。张献忠相貌奇伟，面色微黄，声若巨雷，身手高强，作战时剽悍果敢，多次立下战功。在王嘉胤手下，他自领一军，自称西营八大王。
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王嘉胤遇害，军队由张献忠掌权。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，他首次入川作战，攻克夔州（奉节）等地。次年二月，他再次率军入川，一路攻城略地，以走致敌，所向披靡，使官军疲于奔命。当兵部尚书杨嗣昌带官军入川追剿时，张献忠乘隙一日夜行三百里飞驰出川。至十四年（1641年）正月，他攻破空虚的襄阳，杀死襄王。 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张献忠在湖北称西王，将楚王朱华奎沉于长江。12月，他第四次攻入四川，次年春攻克夔州，6月克涪州（涪陵），6月20日克重庆，杀瑞王朱常浩和巡抚陈士奇等衣冠、士大夫万余人。8月9日，他攻克成都，不久正式建立大西国，年号大顺。
1645年春，清军从陕西入川攻打张献忠。一年后，他撤出成都。1646年11月27日，张献忠因被人出卖，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杀。张献忠率军十六年，几进几出四川，屠杀人数难以统计。然而，明末学者顾炎武指出，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，惟宗室无得免者。他攻重庆时，曾发布开城投降可免死的命令；若拒绝投降，则攻下后严格处置。攻克重庆后，他并未大规模屠城，但官府军政要员一律处死，一些顽抗官兵的耳鼻被割下以示警。建立政权后，他的军队因岁饥，常掠富户，凡遇反抗者，全部砍头。 张献忠由造反起家，尽管建立政权，但忠于明朝的官僚、富户和文人认为他为贼寇，暗中纠集武装杀新官，他则以更严酷手段镇压。他原本对封建文人抱有偏见，开科取士时，得知有人在青羊宫、大慈寺诽谤新政权，遂大开杀戒。
张献忠掌军数十万，为保障军饷粮食，建立大西政权需要巩固。如果将四川百姓全杀，将无法维持军队生计。在湖广转战时，他曾公告三年免租，一民不杀。进川时，他打着澄清川狱的旗号；进军成都时特别下令：归诚草木不动，抗拒则老幼不留，并发布招降牌，明令倘能杀王府官吏，封府库以待，则秋毫无犯。射洪县百姓开门迎贼，官兵降者不杀。乾隆《涪州志》记载，张献忠军队不蓄老弱，不携妇女，三日一检，不私橐金，良为悍寇。他们不贪财、不贪色，饥则聚掠，饱则弃余，是一支特殊的流寇军队。 历史事实清楚，为什么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却全部归罪于张献忠呢？查阅张献忠洗四川的故事源头，主要来自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、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、毛奇龄《后鉴录》等私家著作。这些文人大多仇恨张献忠，多为富裕家境，后来归顺清王朝，自然不会记录清兵、吴三桂及地主武装的杀人行为，遂将罪责全归贼寇张献忠。他们还编出草杀天杀开科杀士子等夸张故事。毛奇龄甚至称张献忠在四川杀六亿九千九百万人，《明史·流贼传》称其杀男女六万万有奇。
事实上，明末四川人口只有三百万（《明史》），中国历史上人口超过一亿是在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。张献忠在四川，不可能杀六亿人。部分文人甚至编出七杀碑，碑文写道：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德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。此碑于20世纪考古发掘，现立于广汉市房湖公园，供游人参观。 当然，也有文人相对客观，《蜀警录》称：大抵蜀人死于贼（兵灾）者十之八，死于饥者十之二，仅存者又死于虎口；民国《南充县志》指出，顺治十一二年后数年，民之死于兵者半，余下死于荒者半，死于虎者半。这些资料显示，历史上的四川人口锐减，原因复杂，不应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张献忠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